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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幗女杰劉曼卿

喜饒尼瑪 發布時間:2018-12-29 17:13:00來源: 中國西藏網

  1929年,一位弱女子只身赴西藏,雖“道途梗阻,積雪沒脛,盜匪充斥,其間屢瀕于危,而女士以不屈不撓之精神,卒獲達使命而返”,為恢復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直接聯系,立下了汗馬功勞。當抗日戰爭爆發后,又是她以“西藏一份子”的身份活躍在大后方和最前線,為反法西斯戰爭呼號奔走。她就是被稱作“巾幗女杰”的劉曼卿。她的傳奇故事在當時遐邇聞名。

  一
  劉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藏歷第十五饒迥陽火馬年)出生在西藏拉薩。她的母親為藏族,父親劉華軒曾任清朝駐藏大臣的秘書。在拉薩的童年生活,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藏族文化在她幼小的心靈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11年,內地革命驟起,清廷駐藏陸軍發生內訌。英帝國主義乘機挑動西藏地方的上層統治集團組織民軍,與駐藏陸軍作戰。一時間, 拉薩大亂。劉曼卿溫馨的家也被亂軍所焚。不得已,他們一家只好遷居印度,在大吉嶺開了一個小食店,經營中式點心。

  1918年,12歲的劉曼卿隨家人經海路返回祖國,來到北平(今北京)。父親把她送入北平市立第一小學讀書。她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僅用半年就從一個僅會講藏語的拉薩小姑娘一躍而為不但漢語講得好、學習成績也名列前茅的優等生。小學畢業后,她進入通州(今北京通縣)女子師范學校學習。在校期間,19歲的劉曼卿遵父之命,草草辦了終身大事。后因夫妻不睦,她不再回家,而是一心讀書。師范畢業后,她進入道濟醫院當護士。選擇這一職業,正如當初進師范一樣,她“旨在回歸西藏,提倡改良康藏女界生活,以期漸次促進于文明”。她的特殊身世決定了其對國家民族的赤誠之心。

  在走過民國初年的一段坎坷之路后,十三世達賴喇嘛逐漸看清了英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開始向中央政府靠攏。1928年冬,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其駐山西五臺山的堪布羅桑巴桑前往南京謁見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羅桑巴桑因語言不通,很擔心不能將達賴喇嘛的心意和西藏情況詳實稟報。當他偶然得知劉曼卿熟諳藏漢語文后,大喜過望,便力邀其為翻譯。在此次會見中,蔣介石對劉曼卿落落大方的儀態,尤其是能用漢藏語對答如流,頗為贊賞。幾天后,她便被委以國府吏職,即國民政府行政院文官處一等書記官。

  在南京政府就職后,劉曼卿工作十分努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感到如果滿足于在這里“隨班附和”,有負自己為家鄉父老做貢獻之抱負。她雖然離開西藏已久,但對那里的一切仍很關心。她考慮到“康藏為中國五族之一,土地之大,物產之富,向為列強所垂涎,曩因國事靡定,不暇注意邊防,致使英帝國主義乘機侵略”,而中央對西藏的情況“未聞有何種之具體計劃,對于西康組織省政府,尤遲遲無期。索厥原因,良由國內軍事尚未大定,而政府又無從明了康藏現狀,蓋兩地隔膜既久,因為種種關系,不許內地漢人入境。”對此,她非常著急。她想,自己具有入藏的有利條件,應該為國家民族盡力,于是便向文官處古應芬官長提出自愿前往康藏調查現狀,匯集成冊供政府參考的請求。她在報告中表明自己的入藏動機純粹出于兩點:一是感謝政府知遇之恩,當圖有以報效;二是作為“西藏一份子,不無桑梓觀念,舍此之外,絕無希圖名利之心”。國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對藏事頗為關注,因此見到其報告后十分重視,很快批準她以文官處書記官名義入藏,試探達賴喇嘛的政治傾向。該處二等書記官孔黨江村(藏族)亦以“西藏調查員”的身份隨其前往。

  劉曼卿受派入藏的消息傳出后,親朋好友大感驚詫,有的還灑淚相勸,說藏軍已進巴安(今四川巴塘),康藏大亂,此為出生入死之地,入藏難保性命。劉母則“哽咽不成聲”,但她主意已定,不改初衷,揮淚勸母。1929年7月15日,劉曼卿等由南京啟程前往西藏。一個柔弱女子為國家利益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踏上西去之路,這種精神感動了沿途不少軍民,也使她獲得了不少幫助。

  二
  1929年8月,劉曼卿等到達四川。時任第二十四軍軍長的劉文輝對嬌小纖弱的女子赴藏很不理解,認為她是年輕好勝,一時心血來潮,便有意問她:“以康藏蠻荒之地,君能履之無難色耶?”劉曼卿激動地回答說:“予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數供犧牲,某即愿為犧牲之一份,以促進社會人士之覺醒,且人各有能不能,某生長邊地,越蠻荒,入四裔,此其能若屈處內地,舍所能用不能,誤公復誤私矣,故行志特堅耳!”這一席話使戎馬一生的劉文輝也十分感動,連連稱是,給了她很大的幫助。

  8月27日,劉曼卿等人抵達打箭爐(今四川康定)。這里已是藏區,劉曼卿如歸鄉里,興致頗高。但是,駐軍旅長卻認為,此去西藏,沿途頗多盜匪,派衛士少則無用,多則開銷太大,不如派人求得達賴喇嘛許可后,再說行期。從而婉拒派兵護送之請。劉曼卿重任在肩,心急如焚,最終在當地民團的護送下,踏上了這條充滿危險但又頗具誘惑力的征程。在藏區,劉曼卿作為南京政府的女官員,又會說藏話,引來了不少僧俗群眾迎送。她乘機宣講國民政府對藏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冬日的高原,冰天雪地,騾馬之顛,更添辛勞。一路上,劉曼卿多次遇險。如在翻越一座雪山時,狂風卷著雪花,撲面而來。兩旁皆為深崖,雪中難辨路徑,瘦弱的劉曼卿一腳踏空,陷入深深的雪坑……劉不得已,孤注一擲,拿出自己所有的物品賞與眾人。人們遂以長繩系在劉曼卿的腰上,兩人前拽,兩人后推。等到了山頂,她的腳與腰都不能動了。雪中下山更難,從者只好脫下皮襖,把皮面鋪在地上,讓劉曼卿坐在毛面上,再用繩子系上四個角,然后前提后牽,順勢而下。還有一次,劉曼卿一失足摔下懸崖,幸好掛在了一棵樹的枝叉上,才保住了性命。與其同行的一藏官夫人則忍苦不得,“大彈熱淚”。下山后,村民們都為之驚嘆,認為她一定有神術,否則決不敢冒萬險來此。劉曼卿答道:“我一介凡夫,哪來神術,完全是一腔熱血所致。”一路上,劉曼卿一行人還曾遇到土匪,眼看在劫難逃。誰知柳暗花明又一村,對方得知劉等人為中央特派員后,不敢惹事,方大難不死。

  就這樣,他們一步步接近拉薩。而最令人煩惱的不是大自然的嚴酷,而是他們在西藏東部遇到的軟磨硬拖。劉曼卿一行得知西藏地方擔心她是九世班禪的人,于是亮出了“國民政府特使”的身份。藏軍對他們給予了款待,但總是以等候拉薩回音為由,強留他們。劉曼卿對此十分憤慨,表示再這樣下去,自己將返回南京,并開始準備行裝。昌都官員唯恐開罪于中央,受責于達賴喇嘛,只好同意她前往拉薩。

  1930年2月1日,歷盡艱辛的劉曼卿一行終于抵達拉薩。他們被迎入西藏地方預先安排好的寓所,由暇素代本出面接待。劉曼卿托他送給達賴喇嘛的禮物,“以上好哈達封贄見面禮藏銀4兩、黃油飯費3兩,贅以政府公文、私人名片”,“外附各色綢緞6種,總理遺像及國府蒙藏會照片及其它物品”。 達賴喇嘛也回賜其每月招待費75兩。但是,親英分子不愿讓劉曼卿與達賴喇嘛見面,采取了種種手段加以阻撓(提出或阻達賴喇嘛見劉,或阻劉回內地)。劉曼卿一方面向西藏地方政府表明必須盡快見到達賴喇嘛的態度,一方面利用自己熟諳藏語,在拉薩有一定社會關系的有利條件,與西藏地方上層官員及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宣傳“五族共和”,促進民族團結與了解,積極創造了與達賴喇嘛會面的條件。在劉曼卿入藏期間,中央政府還派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作為國民政府“赴藏慰問專員”前往西藏。劉曼卿在拉薩見到了貢覺仲尼,互致問候,都表示“同做一家事,當效一家人”。

  3月28日,十三世達賴喇嘛終于在羅布林卡與劉曼卿會面,會見氣氛十分融洽。她向達賴喇嘛轉贈了孫中山遺像、蔣介石近照等。在交談中, 達賴喇嘛詳細詢問了劉的身世,得知她出生于西藏,十分高興,破例為劉曼卿這位國民政府的女官員摸了頂。劉曼卿向達賴喇嘛介紹了內地政局,談到了此次赴藏的使命,詳細解說了“五族共和”的基本思想及中央政府為各族國民制訂的發展和建設的規劃等,并轉達了蔣介石總統對西藏的關心,希望西藏與內地和好如初。達賴喇嘛聽后,感觸頗多,表示“唯此時不我許,容后當再詳細見告”。

  此后數十天,噶廈仍未給劉曼卿復文。而拉薩卻傳言說劉曼卿將遭逮捕。她對此并不在意,但恐延時太長,有負重托,便毅然向噶廈提出,如于5月25日前不能領回公文,自己將不要烏拉,單騎離藏,并請致意達賴喇嘛,表示自己站在藏人的立場上,不論噶廈如何待己,回內地不作挑撥非毀之詞。唯一希望是,西藏同胞能早日覺醒。

  5月25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再次邀請劉曼卿到羅布林卡會面。達賴喇嘛談到,我不背中央,前次已與你談過,讓你久等,主要考慮你遠道勞頓,應好好休息。他說:“過去中國均漠視西藏,棄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終如一,繼續不斷,更進而為實際之互助。”言下之意我不是要獨立,而是擔心中央政府把西藏當作貧瘠的地方丟掉。歸向之意,溢于言表。為了使當時的康藏邊界消弭戰爭,化亂為治,達賴喇嘛表示:“至于西康事件,請轉告政府,勿遣暴厲軍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隨時可以撤回防軍,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兄弟鬩墻,甚為不值”,“中國只須內部鞏固,康藏問題不難定于樽俎”。在談到與英國的關系時,達賴喇嘛說:“英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虛與周旋,未嘗與以分厘權利。”提起印度時,達賴喇嘛心情沉痛地說:“印度人民近來因反對英國,受極度之壓迫,有難言之痛苦”。顯然,他也不愿意西藏成為“第二個印度”。最后,達賴喇嘛表示,禮尚往來,他將很快選派代表去南京,還希望中央政府能向西藏提供紡織和制革的機器和技術工人。會見結束時,十三世達賴喇嘛特地為劉曼卿擇定了回返內地的吉期,并叮囑劉曼卿一定要把他給蔣介石的信送到,將他講話的內容回寓所后記下來,以免遺忘。“渠對于中國向甚疑慮,尤不認識革命,經數次剴切詳明之解釋,并告以中央政策對于信教有絕對自由之規定,是以對于國府極愿服從,且逐漸有厭惡英人挑撥之傾向。”劉曼卿如期離藏,取道海路返回。7月25日到達上海。8月7日到南京,向古應芬匯報西藏之行,呈交達賴喇嘛的信函和禮物。

  三
  劉曼卿此行往返時間達364日,克服了種種困難,“竭力宣慰中央德意,及告以中央垂念邊陲之殷,故深得藏族群眾及統領土司喇嘛等之熱烈歡迎,達賴喇嘛意延為上賓。”她為消除十三世達賴喇嘛對國民政府的疑慮,為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恢復正常關系,做出了較大貢獻。因此,當她于8月7日回到南京后,立即受到政府部門及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劉曼卿應邀在國務會議上,就此次西藏之行做了報告。國民政府主席特地向她頒發了褒獎狀,全文如下:

  “國民政府認劉曼卿前經本府文官處委令,前赴西藏調查往復一年,馳驅萬里,克宣黨國懷來之意,無愧軺車專對之材用,特予褒獎,以示獎勵”。

  劉曼卿西行的傳奇故事,一時間成為熱門新聞。上海商務印書館、申報館等舉行了歡迎會。政府要人胡漢民、王正廷等也特地在國際聯歡社設宴為她洗塵。會上,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介紹了她此行的大致情況,勉勵女界奮發。劉曼卿作為一個年僅23歲的女子,前往祖國西陲,載譽歸來,使人們自嘆不如,贊賞不已,以至于當時國民政府的官員們不惜溢美之詞,甚至將其比作女菩薩。如考試院院長戴傳賢說,劉曼卿去西藏,“中途所經各地,其因感于女士之愛語,而知傾向中央者亦復不少。意者千年前,由文(成)金(城)兩女菩薩造成之文化因緣,天殆仍將令女菩薩重繼其業”。劉曼卿也適時寫出了名為《康藏軺征》的著作,專門記敘此次赴藏經歷。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該書題詞“彰往察來”。行政院院長孫科、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分別為該書寫了序言。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及于右任等題寫了書名。孫科在序言中對劉曼卿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長途遠征方之漢代張、班諸人,固未遑多讓,而吾國女子奉政府命從役邊陲克著殊績,則曼卿實為吾國有史以來所創見,其行可風,其事足傳,是書刊行,其將不脛而走,可預言也”。

  四
  在撲面而來的榮譽和贊嘆中,劉曼卿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她“愧赦數日”,“一再解釋前京中所傳各節,均非事實”,認為“褒譽之詞未必盡是”,而繼續以“全副熱忱”致力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之大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發動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全國人民紛紛譴責和抗議日寇的侵略暴行,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10月7日,劉曼卿等在南京的康藏人士為了共商抗日救亡大計,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巫明遠及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尼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西康諾那活佛、松朋活佛等參加了會議。大會作出了六項關于抗日的決議:(一)通電全國各族同胞一致抗日;(二)敦促國民黨政府草定抗日作戰方針;(三)電粵息爭,共同抗日;(四)發布“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宣言;(五)為國難告康藏同胞書;(六)電十三世達賴喇嘛早日解決康藏紛爭,共同抗日。在南京發起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傳誓死抗日救國,以激勵民眾抗日熱情。大會還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呼吁全國同胞緊急行動起來,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他們表示“大義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國會,以與我全國同胞同立一條戰線”。

  同年11月,劉曼卿參加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她與其他藏族代表一道,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表示將身體力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爭中去。

  1932年,她又代表西藏參加政府召開的“國難會議”,與班禪代表羅桑堅贊等人就藏事提出了“改善蒙藏軍事政務、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即“為消弭蒙藏危機,鞏固邊圉方法四項”,表示要在緊要關頭,“使邊疆人民心里上有所皈依,亦即鞏固蒙藏地方,維護中央抵御外侮”。

  同年3月14日,劉曼卿鑒于“日寇猖獗,國府西遷,康藏遠隔萬里,傳聞失實”,而康藏兩地又糾紛不斷,再度向政府請求派她到康藏地區,“以資宣慰,俾將日寇暴行及政府抗日真相徹底明了,共衛國圉,而釋政府西顧之憂。”她表示自己“忝列國府公務員,本各盡所能同赴國難之義,毅然前往康藏地方宣傳中央政府德意,并助以共赴國難,一面調查各地情況……希望此次奉命復返康藏,能使康藏地方一致同情國難,至少在此期間,地方不發生任何糾紛。”國民政府認為她1930年奉命赴藏,與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大呼圖克圖等都有來往,加之熟諳藏事,在西藏工作定會有所作為,遂準其所請,委任她為“西康調查專員”,蒙藏委員會也聘其為該會顧問。是年5月,劉曼卿離開南京,取道香港,擬經云南至西康等地。但是,由于她途中染病,加之藏軍先與青海、西康軍隊發生戰事,而后又與康南格桑澤仁領導的民軍交火,道路斷絕,而被迫滯留滇康交界處。但她設法派人將中央官員給達賴喇嘛的信和禮物帶到拉薩,并將了解到的許多康藏最新情況如達賴喇嘛1932年的“告全藏官民書”等及時 報告給中央政府。不久,達賴喇嘛就派人來見劉曼卿,并復信一封稱“汝上次為中藏親善,遠來拉薩,備受辛苦。回京以后,又常為西藏襄助一切,殊堪嘉慰。此次不幸在康,又發生戰事,余深為惋惜。但糾紛癥結所在及釁由何開,想汝已明了,回南京可將是非真相報告。至你重來拉薩一節,現因沿途戰事未息,諸多不便,俟將來戰事平定時期,再歡迎來藏。茲派排長丁曾等前來相晤,一切均可囑該員轉達,所有帶來信件各物統交該員等帶回藏可也”。從達賴喇嘛的信中可以看出,劉曼卿此行雖因種種原因受阻,但通過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西藏地處祖國西陲高原,崇山峻嶺,流急水深,交通極為不便,因而信息閉塞。全面抗戰爆發初始,無論是西藏僧俗上層,還是普通民眾,對抗戰的情況不甚了解。為此,1937年11月,劉曼卿組織“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自任團長,在康藏地區廣泛進行團結抗戰、共赴國難的宣傳。

  1938年夏天,劉曼卿又與藏族人士青攘呼圖克圖、貢嘎呼圖克圖、格桑澤仁等發起組織了“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赴重慶和各大戰區慰問前線抗日將士。他們到達重慶后,立即將在藏區募捐來的金銀首飾(銀質飾物四十斤零十五兩五錢,金質飾物六件,紗洋八十五元四角,大洋十九元,小洋十一元)一并獻給國家,以應抗戰之需。同時,他們還代表康藏廣大民眾表示要在政府領導之下,同心抗戰,誓作前線抗戰將士的堅強后盾,并繼續“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貢獻國家”。回藏區后,他們仍積極活動,多方奔走,為抗戰募捐。

  同年10月,“康藏民眾抗戰赴難宣傳團”決定進藏,他們分兩路出發。11月28日,團員蕭品璋、李劍候、讓卓、郭祥秋4 人攜帶所有的宣傳品,隨同西康商人取道滇康商道,經擦氏絨、江達入藏,于1939年1月抵達拉薩。團長劉曼卿與團員竺瑪,則取道緬甸、印度入藏,于1939年2月2日到達拉薩。他們直到6月7日才離藏,在藏活動達4個月之久。

  宣傳團從三個方面開展抗日宣傳。一是訪問攝政呼圖克圖、地方官員及貴族世家等。他們除面送藏文宣傳品外,還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進步,各省民眾和內蒙古、新疆、青康邊地人民踴躍捐款出力,世界各國同情并援助中國抗戰等情況;同時揭露日本侵華的殘暴罪行以及向中國各地施行分化離間的陰謀;并強調藏族人也應為抗日救亡作后援。“每至一處,輒談話二三小時之久,(人們)均莫不注意傾聽,或詢問詳情。談話之后,皆深表同情,對日本表示憤慨、厭惡”。

  二是在宗教界人士中進行訪問宣傳。他們不僅利用正月十五日的拉薩傳召大法會的機會,而且深入到各大寺廟拜訪高僧,介紹抗戰情況,并著重宣講兩個問題。首先,針對日本所散布的中國為反佛教國家的謊言,說明中國宗教信仰自由,中央歷來尊崇佛教,內地各省佛教素來興盛。其次,說明日本與清遜帝的關系,闡述清末國事衰亂,朝廷不能維持,故而取消帝制,建立民國;日本近年利用溥儀為傀儡之用意,無非是便于侵略中國。這兩個問題的解釋說明非常及時,極具針對性。同時,宣傳團援例敬各寺清茶、燈油之資,以作抗戰勝利的祈禱,“所有接觸之喇嘛莫不關切同情”。

  三是向民眾宣傳。先后在拉薩清真寺、拉薩小學、西康商人游園會等三處公開演講。還分別訪問拉薩市內外的各宗溪、團體的官員和負責人,分送宣傳品,張貼油畫、標語等。此外,還舉行了3次電影放映會。首次在攝政官邸;第二次在噶廈高級官員詹東私寓,招待軍政要員、貴族及其家屬;第三次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招待商界、學生以及一般民眾。雖然放映的影片中反映抗戰的僅有綏遠抗戰中很簡短的一種,但仍引起了西藏僧俗民眾的廣泛注意,“人人爭求一睹”。

  由于宣傳團成員主要是藏族,深諳藏族習俗,不存在民族、宗教、語言上的隔閡;加之劉曼卿又曾于1930年來藏,受到十三世達賴喇嘛兩次接見,與上層人士接觸頗多。因而宣傳團此次西藏之行頗為順利,效果顯著。僧俗各階層人士“莫不祈求中國勝利,各寺曾自動誦經祈禱”。在“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離開拉薩前,一些僧俗民眾捐獻了自織的110多匹氆氌,委托他們制成軍用背心,帶到前方,分發給抗日將士。這些氆氌質料、花紋極其特殊,可制成背心400多件。正如劉曼卿所說,雖然為數不多,“但可表示遙遠后方之西藏民眾自動敬慕抗戰將士熱忱”。這期間,劉曼卿以其出色的組織、宣傳才能活躍在大后方,受到抗日將士和社會各界的好評。

  遺憾的是這位對自己的民族和祖國懷有深深眷念之情的劉曼卿女士最終未能親眼看到抗日戰爭的勝利。1942年9月,無情的病魔殘忍地奪去了她年輕的生命。

  年僅36歲的劉曼卿女士在其短暫的一生中,“足跡遍及遠東,識漢、藏、蒙、日、英、印、拉丁等文字,多才多智,而器宇恂恂,態度和藹,常赦然不自足,得不謂東方之奇女子也。”隨著歲月的流逝,一切都會淡忘,但劉曼卿女士為國家、民族所做的一切則將永留史冊。

  附注:
  劉曼卿女士在民國時期政治舞臺上,只是匆匆過客。但是,她卻為后人留下了可供評說的事跡。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對她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如早在民國時期,曾赴西藏主持達賴喇嘛轉世事宜的吳忠信(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就對劉曼卿頗有看法。他在1940年2月9日的日記中曾說,“以曼卿入藏比之文成、金城兩公主,并稱其為菩薩”,實在過分。他認為“即使其才德兼備,亦不應擬于不倫如此,”何況“劉為一浪漫女子”。從他所說的話看,主要是認為當時有些政府官員對劉曼卿評價太高,而劉并非完人。劉曼卿赴藏歸來后,有的人確實把她捧上了天。而劉曼卿生活在30年代,又不可能脫俗。這就難怪有人憤憤不平了。不過,我們評價歷史人物,還是應該看其主流,看她對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是否有益,對生活小節則不應過多糾纏。實際上,劉曼卿女士自己對此也有充分的認識,感到“褒譽之詞,未必盡是”。在那個特殊年代,她畢竟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作出了一定貢獻,而這一點我們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時間是在不斷往前走,但歷史事實則是不容改變的。后人在著書立說時,尤其應該注意這一點。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就發現,在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的檔案等有關資料中,有的把1930年奉國民政府之命前往西藏的劉曼卿說成了“旅游者”,有的則說她是“前來朝佛”的。我認為這決不僅僅是筆誤,顯然是出于某種政治目的。我們在引用這些資料時,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切記不能原文照搬。(中國西藏網 文/喜饒尼瑪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編: 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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