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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的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

王建新 發布時間:2019-07-15 10:00:00來源: 中國民族宗教網

  一、河西走廊文化地理定位及其當代價值

  中國區域地理意義上的走廊,是處于特定地質地理位置上狹長的荒漠及山間谷地,其特殊的自然環境孕育了眾多河流和綠洲,也使得人類文明得以在荒漠谷地上形成和發展。而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意義上的走廊,則是費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民族走廊,是從古到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為頻繁、文化積淀深厚、對中華文明起源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貢獻突出的多民族交融的大通道。費孝通先生依照中國 56 個民族分布的整體格局,劃分出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嶺走廊三大民族走廊。而每個民族大走廊又延伸出區域性局部規模的民族走廊,就像黃河、長江的眾多支流,與三大走廊共同構成中國各民族交融發展的整體通道網絡。

  針對西北走廊,費先生曾經指出:“西北地區還有一條走廊,從甘肅沿‘絲綢之路’到新疆,在這條走廊里,分布著土族、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們是夾在漢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間。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蘭教,有的講藏語,有的講蒙古語,有的講突厥語……有些民族講兩種語言。”毫無疑問,河西走廊是費先生眼中西北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費老之后,學界有人對西北走廊的內涵和范圍進行了探究,提出了一些有啟示意義的看法,涉及了河西走廊。比如,李紹明認為西北走廊就是地理學意義上的河西走廊;秦永章則認為河西走廊是西北走廊的核心部分,除了河西走廊之外,西北走廊應該還包括與河西走廊“呈丁字形、從祁連山南麓往南直達橫斷山脈”,包括河湟走廊和洮岷走廊在內的“隴西走廊”。

  按目前學界的一般看法,甘肅省內至少有河西走廊、洮岷走廊、河湟走廊和隴西走廊等幾條重要的民族走廊。其中,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最為突出、重要,是自古以來溝通中原與我國西部、中亞、西亞及歐洲等地的重要經貿文化交流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整合西北邊疆的橋頭堡和戰略要地。歷史上,河西走廊各民族居民所攜帶的文明要素——包括中原的農業文明、北亞的游牧文明、西部山脈綠洲文明及域外文明——在廣袤肥沃的河西走廊地帶交融共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關系。這些文明要素推動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起源,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至“一帶一路”發展的當代,河西走廊仍然保持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的共生格局。這種民族關系實踐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整體發展格局,也向我們展示了中國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及其正面社會效果。這些都說明,河西走廊的民族關系實踐對提升各族人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都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重要的實踐參考價值,是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我們需要從歷史起源到現實發展、從多民族交融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跨學科綜合性地對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進行挖掘、整理、研究,展示該地區民族關系實踐突出的示范價值及其研究成果轉化應用的有效路徑,使相關學術研究服務于新時期的國民教育和民族宗教工作。

  二、河西走廊為中華文明的凝結形成提供了環境條件

  從地理位置看,河西走廊位于甘肅的西北部,東起烏鞘嶺西北坡,西至敦煌市以西、疏勒河下游終端哈拉諾爾湖沼地帶,南靠祁連山,北依由馬鬃山、合黎山和龍首山等山脈組成的走廊北山,“南北寬數十至百余公里 ,東西長約 1000公里”。大部分是處于南北兩側高山之間、海拔在1000~2000米的山川河谷,是典型的大陸性溫帶干旱、半干旱氣候區。年降水量從東南向西北遞減,玉門關則在30毫米以下。區域內有石羊河水系、疏勒河-黨河水系、黑河-北大河水系等三大水系,均發源于祁連山,水源補給以冰川融水和大氣降水為主。河流上游河谷寬緩,兩岸形成面積較大的沖積平原;河流中游,河道深切加劇,水流加速,河谷兩岸多呈多級階地,在出山口形成峽谷;河流下游則是干燥山區的山前平原。走廊西部河流在到達走廊北部時,形成東西向的帶狀沖積平原。這些河流養育了眾多河谷綠洲,為早期人類生存和文明發展創造了自然生態條件。

  從地形地勢看,河西走廊處于阿爾金斷裂東段和走廊盆地北緣斷裂帶與祁連山北緣斷裂帶之間,走廊盆地內部形成由玉門盆地、酒泉盆地、張掖盆地、武威盆地與文殊山隆起、榆木山隆起、大黃山隆起階差分布次級構造地貌單元。在這種特殊的地形環境中,河西走廊的綠洲農耕地帶內嵌于荒漠平原、草原與山地中。這些綠洲地帶水源豐富,地表物質較細,多為次生黃土,便于引水灌溉,是農業耕作的絕佳地帶。這也是后來歷代中央王朝持續實行屯民實邊政策的經濟基礎。

  公元前4000年前后,全球氣候發生劇烈變化,河西走廊大范圍降溫。此時,在河西走廊的馬廠類型文化中,農業雖占據重要地位,但畜牧業經濟則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此后的齊家文化聚落遺址(比如皇娘娘臺遺址)出土的遺物呈現同樣的特征,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粟,飼養業也比較發達,飼養的家畜有豬、羊、牛、馬、驢、狗等。同時,出土文物中的狩獵工具石矛、石鏃、石彈丸和骨鏃也表明狩獵活動的存在。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聚落遺址(比如火燒溝遺址和東灰山遺址)的經濟形態為半農半牧類型,出土的農作物有碳化的小麥、大麥、粟、稷、高粱等籽粒,哺乳動物的骨骼主要有羊、豬、狗、牛、馬、鹿等的。其中,羊和豬是主要的飼養家畜,鹿則是狩獵的主要對象。可以肯定,河西走廊早期的人類文明不是單一的農耕文明,而是一種與當地自然生態相適應、包含農牧等經濟文化類型。這種復合型文明形態使得河西走廊的山川河谷和綠洲發展具有自身的特點或說基礎條件。第一個特點在于水源補給。河西走廊是半干旱干旱氣候,降水量少,綠洲水源以內陸河補給為主,水系的規模決定了綠洲的大小。第二,河西走廊的自然區隔造成綠洲星羅棋布的分布特征,各綠洲之間形成各有差異的農耕文化。這是農耕文明內部異質性發展的自然基礎。第三,綠洲之間通常是砂礫石層裸露的戈壁荒灘或干燥剝蝕的丘陵和山地,相比較而言,這些地區的自然環境較差,不適宜農業耕作,但為游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河西走廊這種以高山、河谷、綠洲及荒漠平原為主要構成元素的復合區域,決定了各族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遷徙進入河西后,根據各自的生產生計傳統選擇更能夠適應的自然環境居住繁衍,從而形成該地區農耕與游牧互嵌的居民分布格局。

  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河西走廊成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分界線,或者說互動交融區。有學者認為,這條分界線并不清晰,而且時常變動。史前時期,族群的生計選擇多與自然環境的限制有關,河西走廊西部地區史前時期的很多遺址,比如高臺縣的直溝沿遺址和六洋壩遺址、西河灘、干骨崖等,分布在祁連山海拔較高的山前沖積平原上。中華民族各群體的先民們利用這種自然條件——地表黃土覆蓋深厚、水源充足、利于生存的地貌——生存繁衍。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及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先民逐漸沿河流向下游自然條件更好的地區移動,形成發達的綠洲農耕文明中心,比如武威綠洲、張掖-酒泉綠洲、敦煌-玉門-瓜州綠洲。

  在農耕文明中心形成之后,處于邊緣位置的群體被迫沿河谷地帶反向遷徙,選擇符合自然生態的游牧生業。在國家形成之后,河西走廊農耕與游牧之間界限的變遷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響。當中央政權的勢力占優勢時,農耕文化區得以擴展;當游牧族群經略時,游牧文化區向農耕文化區蔓延。在中央政權與河西走廊諸少數民族勢力此消彼長的過程中,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分界線來回擺動,河西走廊成為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及西北游牧文明的沉積凝結地帶。

  三、河西走廊是東西方文明交往交融的大通道

  河西走廊的意義與價值并不單在其內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是溝通中原與域外民族的大通道——西北民族走廊的咽喉要塞。早期中華文明通過走廊通道不斷向外部輻射,與西域乃至世界文明形成互動,成為世界文明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質人類學研究為此提供了重要證據。有學者在梳理了墓葬中人骨的研究成果之后認為,中國西北甘青地區史前青銅器時期居民的體質形態屬于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這里的甘青地區就包括河西走廊玉門、酒泉、民樂等地方。公元前2000年前后,居住在這里的東亞游牧部落為求得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向西進入哈密地區,后又以哈密作為基地繼續向西遷徙,最終進入烏魯木齊、天山谷地和焉耆盆地,與從北進入該地的高加索、古地中海人種碰撞融合。

  還有學者提出“河西走廊是一條重要的人種走廊”的觀點,認為“河西走廊最早的人種交流是大約1萬年前黃種人與黑種人的交流”。大約4000年前,與匈奴人同源的人類群體從中亞經由北亞通過弱水進入張掖地區,被稱作黃種人北支。他們“在甘青地區與黃種人南支交融,為華夏的壯大奠定了基礎”。“烏孫、月氏可能都是早期由中亞人群與東亞黃種人混合而成的民族”。漢代西征軍將大量西方群體帶入河西走廊,豐富了河西走廊的人種構成。考古資料為河西走廊東西方文明大通道的歷史作用提供了豐富的例證,比如,新石器時期中國與南亞次大陸早已存在文化交流,麥作物、羊、彩陶、穿孔石刀等都是史實例證。而兩大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就是河西走廊,從那里進入塔里木盆地,再從紅其拉甫進入克什米爾,沿印度河進入俾路支斯坦。又如,有學者推測,甘肅民樂東灰山遺址出土的炭化小麥,可能是沿中亞-新疆-甘肅貿易通道傳播而來的。再如,河西走廊青銅期考古文化中的彩陶文化與新疆哈密的彩陶文化有著密切聯系。兩個文化之間的相似因素,比如以帶耳罐、壺、杯類為典型陶器器型,暗示了二者之間的源流關系。

  哈密地區的林雅墓地中甲組陶器具有很突出的四壩文化特征,學者推測其文化的祖源應在河西走廊。從考古遺址中的青銅、絲綢、玉器、貨幣等方面都能夠看到東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影子。也有學者圍繞出土于河西走廊的玉石,從河西走廊與華夏文明之間的資源依賴關系論述河西走廊的通道作用,認為從華夏文明看絲綢之路,就要重視走廊通道上的一種商品——玉石的重要作用。“沒有它輸送給中原的和田玉物質,就沒有華夏文明‘化干戈為玉帛’和‘君子比德于玉’的核心價值觀”。

  河西走廊早期的農牧文明的交往交融,既為其內部的商業貿易互動提供了原動力,也為東西、南北兩個方向的商貿互動創造了良好的通道條件。農耕地區的糧食、布匹、器皿、茶葉、鹽巴等物質產品都是牧區所急需的,牧區的牛羊及皮毛則為農區所必需,這樣就促使走廊內的農牧民依靠綠洲較好的自然條件設立市場,促進交易,滿足各自所需,最終形成密集的綠洲驛站及商業貿易網點。在此基礎上,蠶絲制作技術及絲綢產品從西安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達西域,四大發明、漢字漢文也通過此地向西方傳播。相反,古代西方文明諸要素,如科學技術、音樂藝術、語言文字、宗教文化及飲食服飾文化,也都通過河西走廊與當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并進一步向東走進中原,逐漸融入早期的中華文明。

  從文明生態史觀出發,我們可以認為,早期中華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基礎上,綜合吸收了西域及北亞各民族文化的優秀元素而形成的,多元共生是其基本特質。而奠定中華文明多元共生及以后的一體化進程的歷史條件,則是中原農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及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互動交融性的多元發展。可以說,河西走廊及當地各民族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初期發揮了文明橋梁的重大歷史作用,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文明生態史學意義上的基本條件。這也是政府和學界需要大力發展河西走廊生態文明研究的文明史學之意義所在。

  四、河西走廊對中華民族一體化的歷史貢獻

  在中華民族一體化的歷史過程中,河西走廊發揮了中原民族與北方及西部各民族相互接觸、互動拉鋸、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走廊的重要作用。在這里,遷徙而來的中原農民與各游牧部落群體互動交流,形成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競爭的民族關系。有學者認為,馬家窯齊家等文化屬于先羌文化,羌文化形成于齊家文化時期,在齊家文化之后演化出諸羌文化體系,齊家文化是諸羌文化的支系,比如四壩文化、沙井文化都是羌文化的支系。還有研究認為,“甘肅的仰韶文化、齊家文化與西周遺址應是漢民族的先民遺存相繼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考古學界關于甘肅地區史前文化歸屬問題的分歧,恰恰證明了生活于這一地區的諸多先民群體存在交融發展現象,史前文化兼具漢羌文化特色。

  史籍關于“羌人”“氐羌”和“西戎”等古代民族歷史活動的記載自先秦時期逐漸豐富。大月氏與烏孫在先秦時期就生活于河西一帶。西漢初年匈奴侵占烏孫和月氏的生活區域,河西成為匈奴的領地。匈奴和羌人與中央政權形成交織之勢。中央王朝為斷匈奴右臂,遣張騫出使西域,派軍西征,最終建立河西四郡,將河西走廊納入中央王朝的管轄范圍。實行移民實邊、分兵戍守,中原先民在政策驅動下,不斷進入河西走廊。據相關研究,這一時期河西地區諸羌部落群體在與中央王朝的互動過程中發生了漢化或說中原化,同時漢人也發生了地方化,既有羌人在中央政府設置的官衙中服兵役和雜役,接受郡縣管轄,與漢人交往密切的現象,也有漢人接受羌人文化飲食習俗等歷史現象。

  從政治統治角度看,西漢王朝設立河西四郡是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標志著張騫出使西域后中央王朝對西域乃至西方世界有了深刻認識,中央王朝開始致力于疆域的開拓及各類居民群體的政治整合。西漢時期,中央王朝除在河西設立河西四郡之外,還在郡守之下設置了體系完備、功能繁多的“都尉”,比如“屬國都尉”主要負責對河西走廊地方政權的管轄,“關都尉”負責管轄邊關軍事事務,“農都尉”管理屯田事務。同時設立關塞,修建大量軍事堡壘和邊城以抵御匈奴入侵。

  西漢末年,竇融在河西走廊實行“習武修文,保境安民”的政策,內地百姓為避災禍紛紛移民到此,河西走廊成為避難所。東漢明帝時期,竇融治理河西走廊之后保持的和平繁榮景象被打破,中原王朝的影響力減弱,羌、丁零、盧水胡、休屠、鮮卑等北方游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體主導的地方政權在此地交互出現,并屢次發起抵抗中央政權的活動,河西走廊進入歷史學所謂“胡漢共治”的時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五涼政權的出現。河西走廊地方政權的軍事政治智慧被應用于當地的社會事務管理。比如,前涼張氏執政時期,在政治上,擁護司馬氏政權以博得內地百姓的同情,聯合河西大族以獲得走廊內部的支持;在經濟上,勸課農桑;在文化上,設立學校,發展當地教育。再如,南涼政權的利鹿孤為求得生存,針對河西走廊內部各割據政權,采取打擊后涼、通好西涼、對戰北涼、稱臣后秦等不同的應對措施,淋漓盡致地顯示了鮮卑族領袖的軍事智慧。河西走廊的政治軍事文化趨于多樣發展,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政治統治經驗和軍事組織能力。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生活于河西的羌人勢力強大,甚至建立了地方政權,與中央王朝拉鋸。河西走廊魏晉漢墓中出土常見的用于烤制肉塊的餐具,畫像磚中手持叉狀物、烤肉的人物形象以及“炙肉”場景的圖像可印證上述歷史現象。進入唐代,藏人依靠吐蕃勢力進入河西走廊并在河西走廊擴張;而生活于漠北的回鶻西遷進入河西走廊,建立以甘州為中心的河西回鶻政權;黨項人建立西夏政權,將河西走廊納入勢力范圍。唐朝末年,河西走廊為吐蕃王朝控制,成為中央政府與吐蕃相互爭奪的博弈場。隨后回鶻勢力侵入河西走廊,先后建立甘州回鶻政權與沙州回鶻政權,使得河西走廊的軍事形勢紛繁復雜。

  北宋時期,河西走廊依舊處于回鶻與吐蕃勢力之下。北宋中央政權通過尊重與承認河西各部族首領的統治權,并“授之以官,待之以禮”,達到控制河西走廊的目的。同時,河西走廊各少數民族政權向中央政府遣使納貢,建立政治聯盟,抵抗黨項勢力的入侵。宋末元初,居于新疆的高昌回鶻政權歸降蒙古。亦都護火赤哈兒死后,長子雪雪的斤繼任亦都護,次子紐林的斤迫于形勢逃歸元中央政權,在與后者北征攻打雪雪的斤失敗后留居河西走廊的永昌,后在元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出鎮河州。元代,察合臺后王集團在中央王朝的扶植下,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區駐牧,形成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與東察合臺集團對峙。中央王朝通過對雙方利益糾葛的調整較好地實現了對河西走廊的控制。

  明代中央政府設立陜西行都司,根據河西走廊“據三秦之上流,控全陜之扼塞”的地理形制,將治所設在甘州,領甘州左衛、中衛、右衛、前衛、后衛、山丹衛、肅州衛、涼州衛、永昌衛、鎮番衛、莊浪衛、西寧衛等十二衛,碾伯、高臺、鎮夷、古浪等四所。赤金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哈密、罕東左衛等“關西七衛”羈縻衛所。河西走廊成為連接“關西七衛”、整合西域各少數民族部族、統轄新疆的前沿哨所。

  清代初期,中央政府沿襲明舊制,在河西走廊設甘肅鎮及甘肅巡撫,下在甘州、涼州、肅州、安西等地設衛所,實行軍事化管理,保證對河西走廊的軍事控制。同時為保證對準噶爾用兵的糧草之需,將河西走廊當作大后方,大量發展屯田。河西走廊屬西路屯田區,主要為清中央政府駐扎于新疆巴里坤的西路軍提供軍需。清中央政府為保證屯田的順利進行,于河西走廊實行有效的管理,“兵屯區實行軍事管理制,安西屯區實行衛所制,一般屯區內,政府設州、縣管理”。清中央王朝隨著對準噶爾的軍事勝利,逐步在河西走廊實行改制州縣的政策。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將安西五衛改為一府三縣。衛所改制州縣的措施使得河西走廊的行政體制與內地趨于一致,鞏固了中央政府對河西走廊的管理與統治。民國時期,哈薩克部落群體又分批次進入河西走廊地區,與世居此地的漢、蒙古、藏等諸多群體形成新的交往交融關系,進一步豐富了當地的民族關系實踐。

  從上述歷史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軍事政治互動、拉鋸乃至爭奪的戰略要地。為保有生存資源,更好地合作發展,中央政府與游牧部族群體互通有無,相得益彰,形成了有利于中原與北亞、西域各地居民群體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整合的行政管理體制,促進了交往交流交融,進而加快了中華民族一體化的歷史進程。時至今日,河西走廊生活著漢、蒙古、藏、土、裕固、哈薩克、回、滿等數十個民族群體。漢、回等民族主要在綠洲地區及城鎮從事農業、商業活動,而藏、裕固、哈薩克、蒙古族等群體則多在山區及荒漠平原從事牧業,或兼顧農業和牧業。他們高度交流融合,形成安居樂業、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的一體化格局。河西走廊的各民族群體互動交融,和合共生,既保持著各自的文化傳統,形成多語言和多宗教信仰共存的多元文化特色,又相互交融而呈現出中華文化一體化的特色。

  從國家民族史觀角度出發,可以說,河西走廊是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最為明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推進作用巨大的典范地區。河西走廊民族關系的歷史過程為當前甘肅省乃至全國民族關系的實踐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珍貴案例,應該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重視。這也是政府和學界大力推進河西走廊民族交融發展研究的民族史學和民族政治學的意義所在。

  五、多民族交融發展的科研教學及其成果應用轉化

  在新時期“一帶一路”發展與進一步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的各類歷史及現實范例亟待深入挖掘、整理和推廣利用。毫無疑問,這類范例不僅是學界研究的民族志資料基礎,能為夯實相關學術研究提供幫助,同時能為國家制定邊疆民族政策、促進民族關系、增進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互動交融提供智庫型政策依據。在此,筆者希望從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及其民族關系示范作用的科研教學及相關成果的應用轉化等幾個方面提出幾點看法。

  首先,河西走廊民族關系實踐的示范研究和教學工作是國家邊疆戰略實施的文化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歷來重視邊疆地區和諧穩定的民族關系。為保障“一帶一路”穩步發展的態勢,進一步鞏固內地與邊疆的一體化進程,政府勢必更加重視且加強河西走廊對內地與邊疆的連接作用,而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的諸多范例是理解和加強連接作用的文化基礎。學界需要挖掘、整理、展示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共存的歷史過程和成功事例,從中凝練符合中國國情的邊疆治理方針政策,為合法合理展開西部邊疆民族社會治理工作提供對策咨詢。我們要從國際和國內兩個不同層面展開河西走廊各民族交融發展成功的事例的收集、展示、宣傳和教育工作。在國際方面,我們要集中精力書寫河西走廊民族關系實踐的示范事例,回擊國外各類敵對極端勢力對我國大好發展形勢的詆毀和傷害,使國際社會充分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對國際和平的重要作用和意義。在國內民族關系實踐層面,我們要利用河西走廊的民族關系事例開展邊疆地區民族關系實踐和民族社會治理工作的專門教育,培養邊疆建設和治理人才,為加強邊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作出應有的貢獻。

  其次,需要加速河西走廊民族關系實踐相關科研成果的總結整理,加強科研成果的應用轉化工作。這方面,加強智庫研究的數量和質量是關鍵環節,也是內地各類高校及相關研究機構的當務之急。迄今,就筆者的整理分析看,河西走廊民族關系實踐的研究已經具備較深的積累。作為相關領域智庫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黃達遠等人編著的《從河西走廊看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區域經驗》一書是在2018年3月至10月《中國民族報·理論周刊》連載的 14篇文章的基礎上集結而成,對河西走廊在多民族交融發展、多元互構,從而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及現實過程中的“樞紐”作用進行了全面的、清算性的總結分析。這本論集具有較強的學術指南意義,是關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研究的文獻總集成。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挖掘整理,為政府管理部門提供更加有效的智庫研究成果。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河西走廊民族關系研究成果應用轉化的另一個關鍵環節是邊疆急需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問題。眾所周知,國家從 2000年起開始在內地一些發達城市舉辦“內高班”,其目的是貫徹中央教育工作“三個面向”“四個統一”的要求,為新疆地區培養愛黨愛國、維護祖國統一、堅持民族團結、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少數民族建設者。近 20年來,內高班的培養模式在邊疆少數民族青年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為輸送合格的邊疆建設和治理人才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如此,近年來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及邊疆治理工作要求地方政府和學界在更加廣泛的層面支持和促進邊疆人才的培養輸送,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最后,筆者希望對甘肅省內各高校在民族關系實踐及邊疆治理專業科研教育及相關人才培養方面的工作作一簡要介紹,以資同行間交流共勉。目前,蘭州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師范大學、蘭州理工大學、蘭州文理學院、蘭州城市學院、天水師范學院、河西學院等院校都有各類東西方文化交流、邊疆史地、民族史、民族語言、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及民俗文化、民族經濟、民族宗教、民族法制、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專業課程設置和科研課題,多年來一直支撐著各類邊疆建設和社會治理方面專業人才的輸送工作。除此之外,國家及甘肅地方政府為省內各高校畢業生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基層就業提供經濟、就業等方面的政策優惠。甘肅省境內各高校持續不斷地接收邊疆少數民族學生,并向邊疆地區輸送人才,為邊疆建設提供人力支持。例如,近十年來,河西學院大力開展邊疆史地及民族學等學科的教學科研工作,有效地將河西走廊自然人文生態環境及多民族交融發展的人文資源用于本科專業教學實踐,讓來自全國各地、從未接觸過少數民族的年輕學人們學習少數民族語言,體驗且熟悉當地各民族雜居的生活工作狀態。經過這種定向的實踐教學,幫助年輕學人們解除與少數民族群眾交往的心理障礙,使他們愿意接觸少數民族干部群眾,從而激發他們去邊疆工作的愿望,加強他們的工作信心。據相關統計,從 2010年至今,該學院向維穩形勢嚴峻、急需教育治理人才的新疆地區輸送了5413名本科畢業生,加之近年派往新疆各地進行援疆實習的各不同專業的學生,人數總計已經超過 8000人。河西學院理論結合實踐的教學方法是成功培育邊疆教育管理人才的技術支撐,而河西走廊地區豐富的多民族交融發展經驗及民族關系實踐則是其學科訓練的資源保障。蘭州文理學院也有專項接收新疆地區生源的計劃,并向新疆地區輸送各類專業人才。據《2018年文理學院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統計,文理學院2018屆本科畢業生新疆生源占該校外省生源的18%,本科就業流向單位前四名均為新疆地區的事業單位,專科就業流向單位排名前十家中六家為新疆地區的企事業單位。除此之外,蘭州文理學院還采取一種引進來的培養模式,與新疆吐魯番教育局達成協議,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接收了80名維吾爾族中青年語文教師,進行為期一個學期的道德法制、綜合實踐和科學常識等科目的培訓。諸如此類,甘肅境內各高校援疆專項人才培養質量不斷提高,數量也在不斷擴大。

  以上事例說明,學界關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發展及民族關系實踐的理論研究成果已經開始向應用轉化,相關智庫研究成果和甘肅省援疆人才培養輸送工作向我們展示了有效的轉化路徑。這方面的科研教學對當前民族關系教育和民族社會治理都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和實踐參考價值。河西走廊民族關系實踐的示范教學研究及成果轉化已具有了初步成果,進一步的工作將會為邊疆的社會治理和民族工作提供更多有指導意義的科研教學事例和治理對策思路,應該得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

  參考文獻:

  [1]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緒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1-3.

  [2] 費孝通.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3):5.

  [3] 李紹明.費孝通論藏彝走廊[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6,(1):1-6.

  [4][8] 秦永章.試議“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圍和地理特點[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1,(3):69.

  [5] 陳慶英,趙桐華.關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2,(2):44-48.

  [6] 李大龍,李鴻賓,王子今,王劍利.河西筆談:從河西走廊發現更廣闊中國[N].中國民族報·理論周刊,2018-10-19(6);張力仁.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3):84-93.

  [7] 沙武田.絲綢之路黃金段河西走廊的歷史地位——兼談河西走廊在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中的定位和宣傳側重[C].西北師范大學《絲綢之路》雜志社“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資源與文化產業高峰論壇”論文集,2014.

  [9] 吳松弟.對甘肅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一點看法[C]//納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環境與各民族和諧發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33.

  [10][1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調查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5.

  [12][13][14] 謝端琚.甘青地區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21.139.142.

  [15] 李建宗.綠洲連綴體,內部嵌合性與絲綢之路——基于河西走廊綠洲社會的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7,(4):76-81.

  [1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調查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02.

  [17][20][21][22] 李水城.從考古發現看公元前二千紀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C]//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14.216.209.212.

  [18] 李輝.東亞人類自然史與河西走廊的人種交流[C]//納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環境與各民族和諧發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25.

  [19] 俞方潔,李勉.新石器時代甘青地區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以馬家窯與梅爾伽赫文化關系為例[J].中華文化論壇,2018,(4):4-11.

  [23] 葉舒憲.玉石之路:河西走廊與華夏文明的資源依賴[C]//納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環境與各民族和諧發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9-15;易華.從玉帛古國到干戈王“國”[J].甘肅社會科學,2017,(6).

  [24] 王子今.多民族共構絲綢之路[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6):121-126.

  [25] 張國剛. 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的西傳[N]. 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mzx/201407/t20140717_1257745.shtml,2014-07-07.

  [26] 王建新,李并成,高榮,黃達遠.河西走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N].中國民族報,2018-10-01(6).

  [27] 李建宗.文化邊界與族群互動:“內亞”視角下的河西走廊[J].青海民族研究,2015,(1):54.

  [28] 葉茂林.甘青地區史前考古與早期羌文化探索[J].四川文物,2016,(6):40-46.

  [29]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30] 陳霞.絲綢之路的開通及其對新疆歷史的影響[J].西域研究,2013,(3):10-16.

  [31] 高榮.漢化與羌化:漢晉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以河西羌人及其活動為中心[C]//納日碧力戈.河西走廊人居環境與各民族和諧發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65-78.

  [32] 黃兆宏,韋雙龍.西漢河西走廊“都尉”建置問題新探[J].河西學院學報,2012,(4):59.

  [33][34][35] 齊陳駿,陸慶夫,郭峰.五涼史略[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19.35-43.104-111.

  [36] 馬東平.論甘肅在北宋經略西北中的戰略地位[J].開發研究,2004.62.

  [37] 武沐,金燕紅.13—19世紀河湟多民族走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353-354.

  [38][39] 程利英.明代關西七衛探源[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7,(4):45-46.45-49.

  [40] 毛雨辰.簡述河西走廊的地理形勝——以明代陜西行都司建制選擇甘州之原因為視角[J].河西學院學報,2017,(4):62.

  [41] 楊軍民“. 輿地”與“官制”之“合宜”:雍乾時期西北邊疆經略與河西走廊軍政建制演變(1724—1773)[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70.

  [42] 張卓林.清代河西的屯田及其影響[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4):114.

  [43] 朱娜.民國時期從新疆進入甘肅的哈薩克族與周邊蒙古族的互動狀態[C]//納日碧力戈.河西走人居環境與各民族和諧發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104-114.

  [44] 王海飛.移民定居與社區發展——對河西走廊少數民族兩種類型定居點的調查[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

  [45] 周大鳴等.民族走廊與族群互動[J].中山大學學報,2018,(6);切排.河西走廊多民族關系的基本特點和主要問題[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4).

  [46] 李建宗.走廊地帶的多重邊界疊合與多民族共同體生成——兼論河西走廊區域研究范式與民族學意義[J].思想戰線,2018,(4).

  [47] 徐黎麗,范薇.邊疆治理新思路:加快發展連接內地與邊疆的中間地帶[J].行政管理改革,2016,(5).

  [48] 黃達遠,王彥龍,藺海鯤.從河西走廊看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區域經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49] 施展,王劍利.從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構”[C]//黃達遠,王彥龍,藺海鯤.從河西走廊看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區域經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1-16.

  [50] 吳彪.一所地方高校的國家情懷——河西學院援疆紀實[EB/OL].河西學院官網,http://www10.hxu.edu.cn/W/HdContentDisp-13-3415-2017128-214639.htm,2017-12-08.

  [51] 2018年文理學院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EB/OL].蘭州文理學院官網,http://jy.luas.edu.cn/userfiles/2018zhiliangbaogao.docx,2019-01-04.

  (作者分別系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責編: 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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